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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婚不育的可通约性及其限度

从生育伦理的角度来看,不婚不育选择作为一种个人的生活方式,本身是无可非议的,其在道德上的可通约性主要是基于以下理由:

第一,不生育选择是人的自由权利。正如生育是人的权利一样,不生育也是人的一种权利。自愿不生育者做出不生选择,可能有多种动机,或是担心孩子的存在会影响夫妻之间的感情,“不愿失去生命中的那一份浪漫”,或是为了提高自我的生活质量,认为“生儿育女会丧失自我”,或是为了追求事业上的成功,“与其留子女不如留事业”,或是“对命运隐秘的抗争”,“抗拒社会的不公”,或是作为“自卫措施”,或是“不愿给沉重的地球增加包袱”,或是“不愿在传统的家庭模式中侍夫教子”,或是“不愿失去女性的丰采”,或是迫于生活压力的无奈选择,等等。无论处于何种动机做出不生选择,都是自愿不生育者的一种自由选择。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个人必须生育,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生育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一种人权。在现代社会,每个人对婚姻生育的选择存在不同的方式这是不容置疑的。美国社会学家杰西·伯纳德指出:“未来社会婚姻的最大特点,正是让那些对婚姻关系具有不同要求的人做出各自的选择。”如果说,在崇尚“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传统社会,一些人把独身者和丁克族看作社会“异类”还有可以理解的原因,那么,在“个人的选择受到充分重视”的现代社会,社会接受不生育选择,则体现的是对人权的尊重,对个体差异的尊重。

不婚不育的可通约性及其限度

第二,不生育选择体现了“为自己而活着”的理性选择。自愿不生育者之选择,不仅体现了其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也体现了其对文化的选择。这种选择所展示的是“为自己而活着”的价值意蕴,是一种后现代生育观念。社会学家李银河指出:“现代观念与传统观念的根本差异在于对` 属于自己的东西' 所持的态度。传统观念轻视自我,以某种责任(如繁衍后代)为生活的基本目的;而现代观念却重视自我”时时关注自我的实现,强调那些“属于自己的东西”。从人类历史发展来说,“为自己而活着”的生育自由选择,只有在现代社会才有可能。因为只有现代社会,才为不生育者提供了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条件。具体而言,从社会因素分析,现代社会对个体已经没有了必须传宗接代的压力;从经济发展趋势看,物质条件的改善,在城市中几乎人人都有离退休工资,使人们的养老问题有了经济保障;从文化角度考察,人类对个体生命的过程有了新的理解,生儿育女已不再是生命的必要组成部分。

第三,个别人的不婚不育选择不会对他人和社会构成危害。婚姻生育观念的多元化、家庭结构多样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那种以生育合作社、经济共同体为基础的婚姻生育观念的逐步改变,独身或丁克,只是社会所接受和赞同的多种家庭模式中一种。我们尽可不必为此瞠目,也无需为此心忧。正如阿尔温·托夫勒所说:“在第三次浪潮文明时期,家庭将长期没有单一的形式。相反,我们将看到高度多样化的家庭结构,广大人民群众将不再生活在统一的家庭形式中,而是沿着个人爱好,或者已经习惯了的轨道,在新制度下渡过他们的一生。”

但当“不生育”影响到人类自身的繁衍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时,社会或政府要不要对“不生育”进行调控呢? 回答是肯定的。

不婚不育的可通约性及其限度

​在现代文明社会,社会既要尊重不生育者的选择,对不生育选择,“不能歧视、非议,更不许横加干涉”,同时又要防止“不生育”的泛化、扩大化,既要使“不生育”不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自身的延续。使人口生育与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协调发展,这是现代社会或政府的职责所在,也是个人的伦理责任。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一种有意识、有理性的存在物。每个人既要对自己负责,又要对社会负责。从个体角度来看,不生育选择是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但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有可能导致从群体的角度来看并非理性的结果———即个体追求最优化的结果未必一定导致群体效果的最优化。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故事中的三个和尚了,“一个和尚有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三个和尚,每个人的选择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优化———即如果我不去担水,但另两个人却主动去担水,那么,我就可以不付出劳动而可以喝上水,这样就可以不付出却得到了享受! 单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高效率”。但实际情况却是,当三个人同时持这种“理性”的考虑,并依次而坐等享受的时候,三个人的最优化算计最终都无法实现。于是,个体理性与群体理性的矛盾就出现了。自愿不生育者也面临着这样的个体理性与群体理性的悖论陷阱:尽管独身者与丁克族的不生育选择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但他们的理性并不会必然给社会带来理性的结果。试想,如果人人都选择不生育,人类如何延续? 社会如何发展? 因此,为了使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社会或政府在充分尊重自愿不生育者的不生育选择时,当不生育选择威胁人口的再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时,对不生育选择进行调控,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正当的与合理的。

对不生育的调控不是要直接剥夺不生育者的不生育权利,而是要通过积极的生育政策进行引导。这种调控的目标,是要把“不生育”控制在不影响“两种生产”协调发展的基础之上。其调控的手段多种多样,既包括鼓励生育的政策干预等“硬手段”,也可以是鼓励生育的伦理引导等“软手段”。如法国,多年来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数,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政府只好用征税的办法促使育龄夫妇多生孩子。法国著名人口学家勒罗亚·波留在他的《人口问题》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名为“社会的、伦理的卫生制度”的人口理论,认为“如果对于法国的出生率要施加一些根本性的影响,那就首先必须使用从整个人口的伦理的感觉上唤起普遍的高瞻远瞩的办法”。他这里讲的是要从伦理道德上来促使法国人口出生率上升。用“征税的办法”促使人们多生或不生育者生育,这就是调控不生育的“硬手段”,“社会的、伦理的卫生制度”生育伦理理论就是调控不生育的“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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